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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年級生鍾權 用紀錄片跨越兩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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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年級生鍾權 用紀錄片跨越兩岸

新生代紀錄片導演鍾權(左)分享自己接觸紀錄片的原因
,(右)為影評人林木材。王湘綾/攝影


【記者王湘綾/台北市報導】「只要我有攝影機,找得到好的觀點,能夠讓觀眾去思考,拍攝紀錄片就是有價值的。」這是台灣新生代紀錄片導演鍾權對拍攝紀錄片的堅持與看法。

一九七九年出生,鍾權雖然年輕,但已經是拍攝過四部紀錄片的導演,二十二歲時,一個人前往北京的廣告界工作,二OO三年成為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研究生,鍾權說,會選擇進修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很封閉,「想選擇一種態度過生活」,一開始對紀錄片沒有特別的熱情,但對於影像的拍攝很有興趣,於是選擇影像作為新的學習。

   在北京留學的鍾權,對國家主權的認同有特別的感觸,鍾權說,在中國讀書,不停地在兩岸來回穿梭,認同是常常會觸碰到的問題,二OO三年第一次踏上北京,準備進入海關時,出現兩個不同的選項,一個是中國公民通道,另一個則是外國人通道,「才剛踏上中國的土地,認同的問題就出現了」。

鍾權說,到北京讀書不久,正好碰到中國發射「神州五號」,幾個同學一起在電視機前看著火箭發射升空,當時有個台灣留學生,一邊看「神州五號」發射,一邊流眼淚,看到同樣來自台灣的同學竟然對中國的成功這麼感動,「我完全不能理解,他為什麼要流眼淚」。

在北京生活七年,鍾權說,在北京,他感受到中國人跟台灣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有很大的差異,所以當鍾權要拿起攝影機,製作兩岸的題材時,「我不能迴避我是台灣人的這個身分」。

二OO六年鍾權從北京帶回《台北京─比賽》、《台北京─過客》這兩支紀錄片,探討的都是兩岸差距的題材,鍾權說,其實拍攝兩岸題材,我也可以選擇拍攝「探親」、「大陸配偶」這些在台灣就可以完成的紀錄片,但鍾權認為自己曾經都在台灣和中國這兩塊土地生活過,有更優勢的條件,去拍攝能夠在空間上跨越台灣和中 國的紀錄片。

隔年,鍾權到美國華盛頓大學放映《台北京─比賽》,鍾權說,台下有兩位華僑觀眾,為了爭執對方的身分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,在現場吵了起來,沒想到兩位伯伯最後卻得到「我們都是美國人」的結論,握手和好,「這大概是只有台灣人才會發生的狀況,雖然很好笑,但也很悲哀」。

二OO八年,鍾權完成紀錄片《我們》,影評人林木材說,過去鍾權的兩支紀錄片,都是站在流行文化上看兩岸的差距,《我們》這支紀錄片相較起來,包含的政治性是比較濃厚的。

跟著「台灣加油隊」拍攝的鍾權,在奧運期間被中國當成被當成不受歡迎的異議份子,鍾權說,自己整天都要被跟監,跟著「台灣加油隊」的拍攝過程,隨時都有黑衣人跟在身邊,「走在路上會發現,為什麼樹旁邊都躲了人」,為了擺脫黑衣人,「台灣加油隊」去長城觀光時,將訊息寫在紙條上互相傳遞,沒想到遊覽車一到目的地,車門下又是五個黑衣人等著,「當時情緒真的是快崩潰」。

對於在中國遇到的特別經歷,鍾權說,其實會有點生氣,「覺得我都已經在北京生活過六、七年,你們到底有什麼好跟蹤」,不過自己從二十二歲到北京工作後,到三十歲以前的生活都在北京,最純粹、原始的創作能量也都是在北京,所以他對北京這塊土地還是有深厚的感情,「對我來說北京是我的家,但台灣也是我的家」。

被問到最新一部作品,鍾權說,其實拍紀錄片拍到後來,「想越拍越回到台灣的土地去做」,而最新的一部作品《正面迎擊》,跟兩岸題材無關,拍攝的是摔角選手如何透過動作的安排,讓觀眾看到最熱血的表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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